山西省政府日前公开的一则批复称，省政府同意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并入临汾职业技术学院，撤销临汾学院的建制。原临汾学院人、财、物全部划转至临汾职业技术学院，现有在校生由临汾职业技术学院负责培养和管理，毕业后颁发原录取学校毕业证书。这意味着一所全日制大专院校正式划入了一所公办高职院校，高校的缩招，乃至“缩编”已经悄然开始。

有校友听闻消息后不敢相信“毕业十年，突然母校没了”。有百年历史的临汾学院就此走入历史，这座“中小学教师摇篮”的消亡让校友扼腕不已。其实近年来消亡的“母校”不只大学，不少人也在过年返乡时惊讶地发现，曾经就读过的中小学遭遇了“合并”或是“关张”的命运，引发一轮轮的嗟叹与缅怀之声。

具体的“母校消亡”或有各自原因，但共同原因是出生率的下降：新一批学龄人口已经不足以“填满”校园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只有956万，同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则高达1076万，当年秋季的高校招生人数也达到了1100万左右；作为对比，2016年因“二孩政策”反弹的全年出生人口是1786万，但这个数字很快就逐年回落，短短6年以后就已在2022年接近“腰斩”，也就是说从2023年开始小学新入学规模将缩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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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难想见，6年以后的初中、9年后的高中、12年之后的大学如果沿袭现有规模的话，恐将迎来几百万的招生缺口，不得不面临生源“存量竞争”的严峻局面。

这种招生规模越来越大于生源数量的趋势是长期性的，更多毕业生的“母校”恐怕会因为生源压力、办学经费原因“一夜消失”。

顶级名校固然无需担心生源问题，但普通高校的压力势必纷至沓来。“瘦身潮”下大专院校首当其冲，未来则会蔓延到部分普通本科院校。

作为对照，台湾地区也经历过类似过程。从上世纪末开始，李远哲主持台湾地区“教改”，以“十二年国教”广设高中与大学，结果引发“技职教育已死”“大学浮滥设立”的弊端。台湾“少子化”的现实催生了“七分也能上大学”的笑谈，不少大学只能面临“招不到学生，只得倒闭”的窘境，毕业生也不得不面对“长年低薪”的痛苦。

学龄人口的多寡影响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涨落，中国上世纪末以来开启的高等教育扩招狂潮与此也密不可分，彼时正是节节走高的“人口红利”给“高考扩招”“学院升格大学”与“高等教育市场化”打开方便之门。在高等教育大幅扩招的年代，不少人也有过惊讶于“母校变了”“母校改名了”“母校变得高大上”的经历。

高等教育扩招的二十余年来，过度教育、教育质量下降、名实不符等现象也屡见不鲜，招来“读书无用论”“新校区鸟不拉屎”这样大家感同身受的恶评。二十多年来高等教育“增重”增加的未必都是肌肉，恐怕还有脂肪。一旦学龄人口无法匹配招生规模，“减肥”乃至“减重”自然在所难免。不然依照目前的招生规模与新生儿数量，十八年后的中国恐将出现“人人都可以上大学”的情况。

回归高等教育的本质，将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其“缩招”现象：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带有商品属性。学生学到的知识、拿到的文凭能否获得回报，也是要由就业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，学历与文凭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；最后，既然是投资，那当然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情况。指望“考上好大学，鲤鱼跃龙门”，在当下的市场环境里已经越来越不现实。

高等教育“瘦身”不但是人口少子化的产物，也是市场链条反馈的结果。经济形势的变化带来市场供需结构的调整，旧有的学历、知识乃至能力也需要自我调整以匹配就业市场的新需求。就业市场带来的压力，并不比“少子化”小多少，这也会“倒逼”高等教育的变革。理性看待高等教育、让招生与入学都回归理性与常识，不但是现实逼迫下的“势所必然”，而且是改进高等教育、调整求学策略的应有之义。

王兢